书有四大“厄”：水、火、兵、虫，其中尤以“兵厄”为害最大，《四库全书》等于“兵厄”的受害者。

这部世界上最大的手抄丛书，全书约8亿字，因为太珍稀，怕出意外，乾隆时期共抄7部，分头藏进南北7座皇家藏书阁。不思，才到清末，《四库全书》就只剩“三部半”了。这“三部半”在抗战中险象环生，如今书与阁同在一城的，仅剩文澜阁本。

“半部”文澜阁本，高低最多，从晚清起，就历经战火、迁移、补抄，而回溯其最魂不附体的篇章——抗日西迁，更是一部由文东谈主志士与普通大众共同书写的“文脉长征”。

1909年拍摄的文澜阁里面，《四库全书》和书厨都在。

 

本日文澜阁

四库七阁，鲁殿灵光

1938年2月22日，一辆军车从上海飞奔杭州。车上，是日军“占领地区文化继承委员会”派出的9名“文化东谈主”，他们的任务唯唯一个：把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带回日本。

日本东谈主觊觎《四库全书》多年，“1905年3月10日（日俄干戈时代），我军占领奉天（即沈阳）时，我国粹术界当先对准存放在奉天故宫的《四库全书》以及稠密的殿版书本，并提议搬运到我国。”这句话出自日本东谈主水野梅晓在1935年所写的《明治大帝和奉天文化的保护》，可见他们早就惦记取，要窃取这部书。

闹得最沸沸扬扬的，要算溥仪“败家”，差点把奉天文溯阁本卖给日本东谈主的“黑历史”。

1922年3月26日，上海《面貌新报》和北京各报登载了这样一则音信：清室准备将奉天《四库全书》以120万元的价钱出售，日本暗示不管奈何一定要将《四库全书》买笔直。随后，两方东谈主员进行了机密交涉洽谈。

乾隆帝若地下有知，一定大受刺激。算作一位有“文治”宏愿的天子，乾隆帝对《四库全书》视若张含韵。夙昔他金口一开，搞盛世修典。算作主编，纪晓岚带着3800多位儒生，张开了一场前无古东谈主后无来者的雄伟工程。这部书耗时13年，共收书3461种、79309卷、36381册，基本囊括了中国扫数旧书，故称全书。

为躲“书厄”，乾隆帝把这部约8亿字的丛书誊抄了7个版块，分藏于南北7座藏书阁。“北四阁”为北京紫禁城文渊阁、圆明园文源阁、沈阳故宫文溯阁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，都是皇家禁地。其余三部储藏在扬州文汇阁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，也等于“南三阁”。

据史料纪录，文澜阁是“四库七阁”中唯一向大众盛开的。江南的文东谈主学子可入内阅看，在办理手续后，还不错把书借出抄录，可谓开世界大众藏书楼之先河。

不外，盛世俄顷即逝，烟土干戈距乾隆示寂唯独41年。1860年，圆明园付之一炬，文源阁书也涣然冰释。“南三阁”在太平天堂畅通中杜渐防萌，唯独文澜阁里抢救出一些书，算是“半部”。

到民国《四库全书》仅剩“三部半”。为防无意，1914年，民国政府把奉天文溯阁本运来京师，暂存于故宫保和殿内。存在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本，则划拨给北平藏书楼。

号称中中语脉的一部书，为什么要拿出来贱卖呢？

原来，“小朝廷”此时正在筹备逊帝溥仪的婚典，比照同治婚典的悦目，即便一切简约，也需要50多万元，可民国政府只容或拨款10万元。为了扶直“君主”尊荣，他们将观念盯上了紫禁城里的宝贝。

清室听说，日本因为法国买到了一部分落入朝鲜之手的《四库全书》，而感到十分惊叹，便主动去与日本驻京公使署接洽，请他们购买暂存在保和殿内的文溯阁本。

溥仪登报拍卖“家产”不啻一次，但这次，中国学问界疾恶如仇。北京大学老师沈兼士、马衡等七东谈主发表声明，《四库全书》及宫中所藏一切文籍古物，都是国度公产，并非爱新觉罗一家的私产，若是卖给番邦东谈主，否则则毁弃国宝，更是国民的污辱。他们浓烈条件政府迅速派东谈主查明此事，并将库书从保和殿内回荡至其他适当的部门，妥善看守。

这次，日本东谈主没能将《四库全书》买笔直。1925年，手执兵权的张学良切身出头交涉，才使文溯阁本总结奉天。

6年后，“九一八”事变爆发，东北消一火。时任“奉天市长”的土肥原贤二，在事变发生后仅一个星期，就发出公告，令日军将文溯阁本掠走、封存。而后，中国粹界精深认为，文溯阁本已被运往日本。

华北不安全，深藏大内的文渊阁本，不得不以影印为名南下避险。专室陈设的文津阁本是北平市民的省心丸，简易不成动。它和杭州的文澜阁本，一南一北，对外盛开，使北平藏书楼和浙江藏书楼（简称浙图）成了学术重镇。

1937年，北平消一火，文津阁本情况不解，文渊阁本也在东躲西藏中，运谈难料。文澜阁本一时期成了“四库七阁”中的“独苗”，愈发珍稀。

结巴江浙前，日军挑升成立了“中支（华中）占领地区文籍文件继承委员会”，以“满铁上海事务所”“东亚同秘书院”“上海当然科学筹商所”等机构的成员为主干，名义上都是文化东谈主、中国通，其实等于文籍大盗。“南三阁”中仅存的文澜阁本，当然被他们视为囊中之物。

关联词，这9东谈主小分队在纵容涤荡了文澜阁、浙江省建造厅、西湖博物馆等26个机构单元后，却“缺憾地”一无所获。其后，日军探问到书已回荡到富阳山区，又磨刀霍霍地杀到了富阳渔山。

富阳渔山赵坤良旧宅，算作文澜阁本迁出杭州后的首个落脚点，曾藏书3个月之久。赵坤良的后东谈主在采访中说起鬼子进村的情形：“1940年日寇为逼放洋宝着落，放火烧了我家新宅，其时房屋都烧罢了。”

他把一把小凳子翻过来，后头是赵坤良亲笔：“民国二十九年敌寇流窜本乡，新房被焚，此凳因借石马村小学，由幸得保存”。这段笔墨穿越于今，既是日寇骚扰的罪证，更是护书东谈主无悔的骨气。

赵家新宅烧光了，但藏书的老宅却躲过此劫，今已成为文澜阁书西迁的首站顾虑馆。其实，在日军赶到富阳时，早有东谈主棋快一招，把书转走了。这些书其后又蜿蜒浙、赣、湘、黔、川五省，一次次逃过危险，抗战见效后才运回杭州，往复行程达5000多公里。

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西迁图

这次古老而归，被日本学者松木刚写入《掠夺了的文化——干戈和文籍》一书。他有所不知的是，与日军周旋的，不是队列，不是政府，而是一群不胜一击的书生。

“前丁后陈，并垂不灭”

主办这次抢运的，是时任浙图馆长的陈训慈。

在老相片里，陈训慈给东谈主的第一印象是“枯瘦”，在浙图后东谈主的回忆里，他是位“瘦瘦小小的老者，拄起首杖，踩着碎步进相差出，有时只怕踩着蚂蚁，连不满都是文绉绉的”。这样个白面儒冠，找东谈主，找钱，找车，遗迹般带着国宝翻山过河，躲过了炮火轰炸。

为抢运国宝，陈训慈曾屡次至浙江省莳植厅寻求匡助，但又失望而归，还吃过几次闭门羹。史学家毛昭晰说：“陈先生曾屡次向我叙述，他和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去找厅长条件拨款遭到的薄待，每次说到这件事，都十分懊恼。”

其后，莳植厅耐不住陈训慈软磨硬泡，发300元算作路费，但这根柢办不成什么事。陈训慈只好回闾阎，将家中谷仓中的稻谷全部贱价出售，这才筹到了急需的200元。

从建德往龙泉那次回荡，运脚又无着落。1937年12月15日，他在日志中哀叹：“又为运书款绌，已向张晓峰借二百金，自垫二百金，今悉罄，无以应挑工工资，乃往访振公，仅借得六十金，应付颇不易。”

学者吴贤良在2014年采访过陈训慈的女儿陈约文，让他倍感唏嘘的是，为了救这些书，陈训慈让行将坐蓐的夫人独自带着五个孩子回闾阎。临行前，他对夫东谈主唯唯一句顶住：“你们我方避祸去吧”。

这句话，让那一笔一画写下来的8亿字，莫得白写；这句话，也让他算作一个丈夫、一个父亲，显得颇为冷凌弃。

陈约文对此并无怨言，反而潸然泪下，认为父亲太伟大了。她生在嗜书如命的家眷，“江南三阁，文澜独存”的故事自小熟知，当初是八千卷楼的丁氏昆玉，侠肝义胆，才使这些书幸存下来，而“护书仿佛等于父亲的老实”。

陈训慈在《运书日志》中，平庸“怆然于怀”，也常思起浊世收书的丁氏昆玉。

1860年，太平军第一次攻入杭州，文澜阁并未遭劫。第二年，太平军再次投入杭州，还是崩塌的文澜阁无东谈顾客及，藏书流散民间。

距孤山10多公里外的留住镇，丁丙、丁申昆玉正在西溪丁氏家祠中遁迹。元宵节将至，昆玉俩去集市采购，丁丙撕开包装纸，霎时瞟见纸页一角有个鸡血迹记。

“这不是乾隆御览后的宝印吗？”算作八千卷楼主东谈主，丁家藏书多数，当然认得文澜阁本上的藏书章。

“文澜阁书得无凋残在此乎？”昆玉俩心急如焚，但沿街收购，仅仅杯水救薪。他们探问到，太平军攻城后，文澜阁曾一度算作军营，但并莫得被焚，便野心着潜入城中，到断壁颓垣中去找书。

日月无光夜，丁氏昆玉带着几个胆子大的，潜入孤山眼下的文澜阁，用划子将剩余的书一丝点偷运出来，连夜搬回留住镇。

西溪到孤山，需越山涉河，加上一谈太平军防御，一不堤防就会丢了性命。但他们确切相持了泰半年，救回来的书，虽多为残编缺卷，但已占全部文澜阁本的1/4。

为保安全，丁氏昆玉还把这批书运往上海暂存。这一齐亦然几次盘诘，太平军“虎视簇拥，举白刃相向”，最终凭“二君安闲剖辨”，终于放行。

谭钟麟任杭州知府时，对丁氏昆玉抢救文澜阁本的善举就甚为感佩。再度到杭州任巡抚，见他们已收回环澜阁旧藏近万册，决定重建文澜阁。

光绪七年（1881年），新阁建成，书楼依旧在，但书却难全。丁氏昆玉发愿用江南旧藏将剩下的四分之三都补上。他们招募了一百多位书生，个个一手好字，抄遍了丁家家传的八千卷楼藏书，又从宁波范氏天一阁、杭州汪氏振绮堂等数十家藏书楼借正本来抄。

除了江浙，丁家还派出补抄团，远赴长沙卧雪庐、宣城瞿硎石室等藏书楼去借书抄书，最远到达广州孔氏二十三万卷堂。

整整七年，飞花入字。光绪十五年（1889年）辉煌，丁丙在丁申坟场泣泪长告，文澜阁本仅1000多册莫得找到正本，剩下的，都抄全了。丁丙其后在《八千卷楼自记》中申饬后辈：“吾祖吾父之志，吾兄未竟之事，吾勉成之，小子识之。”

清末民初，丁家自顾不暇。阁书从文澜阁迁至浙图的德式红洋房，获得更为妥善地保护，丁丙遗愿也被一代代浙图东谈主所承袭。

钱恂是浙图首任馆长，诚然其后作念了京官，但对补抄一事仍系于心。民国4年，他请袁世凯特批，商借文津阁本，在北京的家里缔造补抄馆，前后历时八年。

张宗祥任浙江省莳植厅厅长后，决心补抄完整。但他脾气骄气，“不肯向公家要钱，受着万般闲气和料理”，其抄书经费全在浙江籍东谈主士中召募，未动用公家一纸、一笔。

在上海筹款时，张元济、周庆云同期条件他“不管你的官提高到什么地方，这一件事体必须办到范围为止，不成半路丢着不管”。张的回答是：“除了死，我一定管到底。”

文澜阁本的补抄犹如一场60余年的“死力”。丁丙跑完“第一棒”，钱恂绝不彷徨地接过“第二棒”，张宗祥在“第三棒”勤劳冲到了“极端”。

由于补手本多采自江南藏书楼，未受清廷点窜，是以留存于今的文澜阁本，比原本更完整、具有更高的版块价值和历史文件价值。

比如，岳飞《满江红》中的名句“壮志饥餐胡虏肉，笑谈渴饮匈奴血”，因“胡虏”“匈奴”等在清代属于犯讳语汇，是以在收入《四库全书》时被改为“壮志肯忘飞食肉，笑谈欲洒盈腔血”，显得刻鹄类鹜。存世的文渊阁本、文津阁本和文溯阁本中的《满江红》一词，都是惨遭点窜的，唯独文澜阁本规复了这首词的原貌。

数次补抄的“百衲本”存世，是中国乃至世界文化之大幸，对浙江东谈主来说，更是一种精神上的传承与奉求。陈训慈生在浙江慈溪官桥陈氏家眷，是蒋介石“文胆”陈布雷的亲弟弟，又参与过补书抄书，当然深知这“百衲”中凝合的心力。

从左至右，丁丙、钱恂、张宗祥

“你们我方避祸去吧”是陈训慈算作馆长的担当，但其代价是，爱妻在闾阎难产丧子，儿女在消一火区苦苦反抗。2021年，陈约文在台湾作念口述史时，已是93岁乐龄，仍不肯意回忆那段童年梦魇，“即便到了这把年龄，偶尔还会作念恶梦”。

省内三迁，无钱无车

带着书避祸，还能屡次跳出日军会剿，躲过一次次空袭，这与陈训慈曾师从竺可桢，有史地筹商功底有很大相关，他似乎总能梭巡局势，料敌先机。

1932年，他出任浙图馆长的第3天，一·二八事变就爆发了，商务印书馆总馆和东方藏书楼被日军有筹划地焚毁，文籍行状亏损惨重。他写谈：“职司文化机关者，亦宜策万全之谈，以退缩于未然。”

1932年陈训慈与浙图职工合影

而后，他虽患病咳血，照旧把藏书楼使命“卷上了天”。在他任上，浙江藏书楼成了寰宇最早的“24小时藏书楼”，全年365天昼夜无休，并为读者代办膳食，省内提供书本寄递。这种书生救国的紧迫感，正源于他对干戈的忧患意志。

对文澜阁本，他“常登临摩挲，感想先哲之劳绩不置”，他本思让《四库全书》“深化社会，以为鞭策一切行状之主力”，但溃逃来得比预想还快。

七七事变后，预想到中日军事力量悬殊，他开动筹划“搬书遁迹”，并向莳植部和浙江省莳植厅厅长许绍棣打回报。即便没获得回答和经费，他仍命总务组赶制木箱。

陈训慈胞妹陈玲娟其时在杭州艺专上学，写得一手好字，参与了盘点、登记和装箱使命。8月1日至3日整夜使命的景象，她在百岁时仍百里挑一在目：

“在红楼二层，按规定摆放着一滑排刻写‘钦定四库全书文澜阁尊藏’字样的书厨。大开书厨，看到的是用银杏木夹板夹好的一本册库书，古籍之间垂下来的一张张书签，轻视检察和登记文籍信息。丁丙补抄后，就制作了这批书厨藏书。”

“由于书厨前后相距的空间有限，放不下稳重的办公桌，我只可找来椅子蹲在地上圈套桌使用，负责登记抄写，开列清单造册。三天中，夜晚遇空袭警报，就临时关灯停工。”

整理经过中，书箱防潮和防蛀是首要问题。为此，她挑升去我方上学的艺专找来一批油画布，又去街上购买了不少樟脑丸和棉纱布。装箱时先把油画布垫箱底，书装满后再在箱内四周放上荒疏樟脑味的小布袋。缺憾的是，临时寻找防潮材料不易，仅一部分书箱作念了这样的保护。

4日凌晨，228个木箱，包括文澜阁本140箱、善本88箱，在蟾光下泛着微光，馆员们用墨笔在箱底写上“浙图孤山分馆”，算是终末的身份诠释。

早上，天公偏不作好意思，台风过境，在西湖掀翻数尺大浪，许多大树连根拔起。为了赶在钱塘江封江之前离开杭州，卡车冒雨将书运至南星桥船埠。陈玲娟目送史好意思诚、夏定域、毛春翔、叶守荣等护书东谈主灭亡在风雨中，哪知，这一去等于9年。

陈训慈莫得随书登船，他还要接续搬书除去，还要聚集各方创办《抗敌导报》，就连宁波天一阁的9000多册藏书到浙南，亦然由他组织抢运的。杭州消一火前三天，他才终末撤出，妻儿避祸回闾阎，他也没去火车站送行。

8月5日中午，库书抵达富阳渔山。馆员夏定域站在船头，望着两岸青山，分外亲切，他等于富阳东谈主，与渔山乡绅、时任《东南日报》裁剪的赵坤良是同乡至友，早在战前，他就来勘测过这里的地形，将藏书点定在赵家老宅。《富春渔山赵氏家支》中纪录：“此地距江岸十五里，群山环绕，荒无东谈主烟。”

从船埠到赵家老宅还有15里山路，赵坤良早有安排，百余村民肩挑扛抬，终于在天黑前完成了书箱搬运。张水木老东谈主在91岁时回忆：“重的箱子两个东谈主抬，轻的一东谈主挑两箱，来回一回要两个小时。”

为确保安全，赵坤良拆掉了老宅的灶头，严禁宅内使用明火，并让家东谈主都搬到新宅居住。浙图馆员毛春翔等，有的会点武功，在楼下昼夜守护，三餐均由赵家东谈主烧好送来。

渔山有船埠，便于沿江回荡，但与杭州仅一江之隔，并非久留之地。毛春翔回忆，及至十月间，日机轰炸杭城，山里也可闻见爆炸声。“一朝杭州失守，侵华日军晨夕渡江，随时可达，库书安全顿成问题”，陈训慈决定，接续沿着水路跑。

启程前，夏定域抽空回了趟闾阎。谈别时，见宗子夏锡楚已11岁，便思着把犬子带在身边，锤真金不怕火一下，没思到，这一齐苦旅，竟形成犬子因病早逝。

这次回荡，仍莫得经费，照旧总务主任史好意思诚向赵坤良借了200多元。划子逆水而上，“越桐庐，至俞赵，船重水急，无法上驶”，不得已，又卸船装车，花了三天时期才运到浙西建德。为了借车，陈训慈被官僚耍得团团转，吃尽苦头，终末照旧向我方的憨厚、时任浙大校长的竺可桢求援，才从浙大西迁的车队中抽调了一辆。

12月24日，杭州消一火，建德又成前哨。陈训慈听说南京也消一火了，不由惦念文渊阁本有失，文澜阁本成了孤本，建议莳植部将库书内迁，以保存文件。可浙江省政府等于不肯意库书出省，但愿在省内觅地荫藏。

中央和地方之间相互扯皮，陈训慈周旋其间，受尽夹板气。那年元旦，他坐在去金华的船头，把自责写进日志：“这次仓皇迁避，搬书未完，未达安全之地，尤觉未能善其守书之职，忧咎难以自解也。”

“其时船只极少，浙图又无我方的卡车，省莳植厅虽有经费而不允拨款，幸赖竺师对浙图之悯恻，对文物文籍之深爱，慨然命浙大腾出我方的输送卡车，屡次为浙图抢运阁书卓越他书本。”在浙大匡助下，库书于1938年1月转运到了四面环山的龙泉。

龙泉旧属衢州地区。杭州笕桥机场失陷后，衢州机场成了东南战局的重中之重，亦然日军的重心军当事人义。

莳植部再向浙江省政府连发三通加急电报，但省政府主席黄绍竑，是桂系军东谈主出生，对《四库全书》全无了解，以致还问身边的东谈主，这书是不是某种档案。

会上，他表态说，地盘东谈主民都湮灭了，还谈什么文物。莳植部若是要，就我方来运吧。也等于说，书要运到外省，省政府不出钱，不出车，不负责。

数次呈请迁书未果，1938年1月7日，陈训慈写谈：“今既无馀钱又无交通器具，无源之水，前已饱受灾祸，今将安所效用。观万一疏失，将因何对浙东谈主，因何对文化，不禁殷忧，尤不禁对主办莳植行政者致其愤愤也。”

僵持不下时，浙大校长竺可桢再向莳植部部长陈立夫建议，这套书“鲁殿灵光”，应该回荡到大后方，并暗示，浙大自得营救。1938年3月，竺可桢筹集到2000元，算作到贵阳的垫付款，并派浙大老师李絜非到龙泉，协助运书。

贵州六年，洞里藏书

1938年3月27日，文澜阁书出省西迁的苦旅启程了，仅在武夷山和仙霞岭中迁回，所遇的险情，就不计其数。

自浦城至山河峡口，山势陡立，天气恶劣，一辆装书的车翻入江中。毛春翔从那辆车上摔下来时，由于身上背了一只手电筒，夹在腰上，致使腰部受伤，一直到好多年以后，仍常闹腰背痛。

“东谈主不错死，书不不错亏损”，毛春翔竟随着书一起跳入水中。亏得书箱千里重，不久便千里底，并莫得冲走。毛春翔正值是山河东谈主，他用家乡话对来赞理的乡亲们说：“这些都是因日本鬼子而‘避祸’的宝书，请长者乡亲助上普渡众生。”老匹夫一听山河口音，都认为亲热，又听说这书是“国宝”，便连价钱也没讲，一个个跳到冰冷的河里。

捞上来的11箱书若不足时暴晒、晾干，很容易“结饼”或霉烂。所幸第二天有太阳，一大早，毛春翔、虞佩岚等就向老匹夫家里借来竹簟，在城隍庙的天井里晒书。

礼贤的城隍庙天井在大堂最内侧，有两处，呈对称散播，各9普通米傍边。两个天井里铺满湿淋淋的古籍，太阳虽大，可初春的阳光毕竟力谈不足，两天晒下来，书本仍在渗水。

鉴于形势极为严峻，山河不成久留。负责押运的李絜非痛下决心，湿书装箱，重新启程。《四库全书》搭上火车，经江西萍乡，过湖南株洲到长沙，又经湘北、湘西，一齐风雨兼程，于4月25日抵达贵州贵阳，秘藏于西门外的张家祠堂内。

摆在护书东谈主眼前的首要问题，照旧在山河落水的那11箱湿书，尽管人人在路上挨风缉缝地曝晒，但贻误一个月之后，情况比其时更糟，必须在太阳下面翻晒。

所谓翻晒，等于要先一页一页将其堤防仔细揭开，再垫上毛纸晒，这11箱书有300多册共15万页，可见使命量之大。

贵阳的天气是出了名的阴晴无定，“天无三日晴”说的等于这里。其时是春天，老天的脸更是说变就变。夏定域带着几名打散工，见太阳高照，就飞速快手快脚摊开，但往往刚摊几排，雨点就下来了，又要以更快的速率收书。他们就这样反反复复，不厌其烦地干了好几个月，唯一可欣忭的是：由于这批书的纸质较好，并莫得出现霉烂的表象。

原以为贵阳地处万山之中，是个安全地带。不虞，忽然又有18架日机进犯贵阳市中心，炸毁建筑多数，伤一火数千东谈主。张家祠堂距市中心唯独2公里，若再来一次轰炸，成果不胜设思。

夏定域等东谈主向贵州藏书楼的同业求教，该馆有位勤杂工向他们建议：“贵阳北郊的山上有个地母洞，可藏好多书，还不怕敌机炸。”

贵图馆长蓝端禄机密派东谈主到地母洞勘测，发现这是一座被茂林掩饰的自然溶洞，处在峻岭顶，洞高四五丈，深七八丈，有一百多普通米，如实是个自然书库。

他们在洞边搭了三间茅庐，算作办公室和寝室；洞内三面隔板，顶上搭斜棚，覆以瓦片，涂白灰，防漏；下置木台，离地约2尺，周围撒石灰，防潮；洞外疏通沟渠，防雨水侵入，算是备而毋庸。文澜阁书在地母洞里，终于过上了安详日子。

1942年浙江藏书楼使命主谈主员与全心看守的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在贵阳地母洞中合影

1940年秋，陈训慈应其兄长陈布雷之邀，到重庆军事委员会随从室第二处任职。上任途中，他专程绕到地母洞检察文澜阁书看守情况，正值夏定域应浙大之聘，将任国文系老师；毛春翔也受老乡何炯之邀，要到湖南黔阳县任莳植科科长。

陈训慈惦念库书无东谈主看守，就将与我方同业的表弟柳逸厂留在贵阳，接替夏定域的使命。后柳逸厂因病下野，陈训慈切身写信召毛春翔回来，并寄旅费300元。毛春翔是浙图东谈主，一齐护书到富阳、建德，亲历山河翻车，对这部书厚谊很深，便辞官回到了艰难的岩穴。

自他接办后，除按以往组织秋季晒书外，还在春季加晒一次。因是主动加晒，莫得向莳植部肯求津贴，只凑合从办公费和我方的工资中挤出一丝补助款给雇工。毛春翔其跋文谈：“黔东谈主质朴，得此一丝津贴，亦知欢快，汗流夹背，毫无怨言。”

陈训慈诚然离开了浙图，但在重庆时代，运用一切契机，向蒋介石、陈立夫申诉文澜阁书的窘境，催促重庆政府拨款护书。

1943年，蒋介石电令贵州省主席吴鼎昌：“地母洞湿气，藏书恐霉烂，应另觅安全地点迁藏。”后经贵州省莳植厅实地勘测，开箱验书，发现文籍保存无缺，也就不换地了。

护书元勋毛春翔在《文澜阁四库全书战时播迁纪略》中说：“八载深锢边域，卒复完璧归杭，是谁之力与？曰陈叔谅先生（陈训慈字叔谅）之力居多。凡东谈主事安排，经费请领，防潮迷惑之改善，职工生存之扶直，以卓越他筹商阁书之安全者，齐赖先生主办难得于其间，前丁后陈，并垂不灭。”

央图争宝，劫后总结

书在洞中5年多，眼看抗战朝阳已现，日军却霎时杀入贵州独山。毛春翔飞速给老馆长发去快电，陈训慈则在重庆调理，最终，莳植部决定将书运到我方眼皮下面看守。

12月13日，文澜阁书运达重庆青木关，秘藏于莳植部部长公馆近邻的4间大瓦房中，公馆配有4名警卫，备有火器，安全不成问题。

《四库全书》迁移到重庆青木关时，竹排载文物卡车过河

一时期，文澜阁本畴昔的去处，又成了关怀焦点。

早在书存贵阳时，就有传言说，贵州大学思把书留住。竺可桢还给陈训慈去信，请他重视，最佳让贵州早点捣毁这个念头。

连年来档案公布，才发现这是个歪曲。贵州大学校长张廷休，并非留书，而是思借书抄书。终末莳植部淡薄折中建议，抄全书“极为不易，且有隐匿之虞”，不错抄写“书中筹商西南文件为外间未经刊印之孤本”，为防守阁书隐匿，抄写使命不成离开藏书风景。

这项使命其后由贵州大学老师、国粹巨匠柳诒徵具体办理。可惜的是，在地母洞抄的《四库全书》西南文件，其后齐毁于战火。

书到重庆，又传出“蜀中有劲东谈主士倡议文澜阁书应留西南，以助拓展文化”。不外，阁书最有劲的竞争者，当属行将复返南京的中央藏书楼。

为搪塞四方争宝，1945年2月，在重庆的浙江东谈主成立了文澜阁书看守委员会，“其时是以看守妥善为情理，实验是预为以后原壁返浙之地”。

抗战见效后，时任中央藏书楼馆长的蒋复璁确切找到了看守委员会委员张宗祥，但愿阁书能放到南京，情理是南京是国都，“放在南京更起作用”。

张宗祥绝不客气地把他顶了且归：“我补抄时未用公家一纸一笔，都是向浙江东谈主募捐来的私财，外省的财主也不曾惊动一个。是以当今这一部书若干有一部分属于浙东谈主公有的，政府先征求浙江长者的意见，望望奈何？”

竺可桢也力拒中央藏书楼继承的条件，相持“浙东谈主护之，浙东谈主存之”，后经浙江谈判会代表民气，电告南京政府，此议才作罢。

九九八十一难后，文澜阁本终于由6辆汽车载运，11名警戍卫送，毛春翔、夏定域等6东谈主押运，离开了青木关，踏上了还乡的归途。

这50多天，在毛春翔追思中仍是“途中坚苦之事，困苦之状，非数纸所能尽”。他们在衡阳遇匪，开火几百枪，才罢了劫匪；在上饶遇到荒原急流，在永新又差点翻车，“凡此齐为令东谈主永远铭记之遇到”。

1946年7月5日——90岁乐龄的毛念慈仍把这个日子牢记紧紧的。因为那天，阁书回到了西湖孤山的红楼。之后没多久，父亲毛春翔终于站在了家门口，20岁的他，给父亲开了门。

他的父亲陪《四库全书》“离家出走”8年又11个月。回家那天，依然衣着粗布长袍，有时刚刚放工相似。他的脸上，也看不出一丝繁忙，只缄默从包里拿出两双皮鞋，递给孩子们。

他的母亲也没说什么，仅仅衔恨，这样久不晓得寄一丝金钱回来：“噶许多年作念下来，还买不到一光（江浙方言：一根）油条。”

8年里，夏定域与家东谈主也断了给养和通讯。宗子夏锡楚，跟班父亲一齐颠沛，在长躯壳的年龄穷乏应有的养分，不幸患上了骨癌，刚回家便示寂了。为此，夏定域深受家东谈主驳诘，他含泪在日志中写谈：“原拟将楚儿托四弟从金华带回家乡，但因交通问题，才顾我方带往后方，不意竟阴差阳错也！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这些护书东谈主，仍旧围着书打转。

古籍保护学者顾志兴回忆起我方十几岁在浙图看书时的情形，张宗祥、毛春翔两位老先生就在他身边。“张先生的抄书我是亲目击到的，目不旁骛，专心抄校。午间吃饭亦然手不释书，从抽屉里拿出一本民国间十分流行的武侠演义《蜀山剑侠传》，边扒拉饭粒子，边看书。有时朝我笑笑：小一又友，该回家吃饭了。”据统计，张宗祥一世共抄古籍9000余册，确切如夙昔补抄募款时的誓词一般，“至死方休”。

在孤山古籍部初学处的短促走廊里，时任古籍部主任的毛春翔曾办起了一个小小的版块展，在一张长条桌上放着浙图储藏的几部古籍，其中有文澜阁本的几种手本，以及明代刻的“南藏”或“北藏”的《大藏经》、最有数的几片贝叶经。“毛先生坐在一张木靠背椅上，每逢读者相差安身，他必站起来教悔，不因我少小，亦然如斯。”

2020年，一场额外的捐赠庆典在杭州出书社会议室进行。捐赠东谈主已于7个月前往世，她等于106岁的陈玲娟——抢运文澜阁本中，终末离世的亲历者。

陈玲娟的犬子赵一新说：“我的舅舅陈训慈，活着的时候，和我母亲两东谈主，经常在咱们眼前说起库书西迁的旧事。母亲临示寂，依然对夙昔的资历物是东谈主非。我的舅舅和母亲，兄妹俩一直有这样的愿望：绝不成让80多年前的护书行动在历史中湮没，尽可能寻找保护好西迁沿线每一个藏书或路过地，尽可能找到护书东谈主的后代，尽可能辘集到夙昔的什物和图片等，充实丰富西迁史料。”

90大寿时，陈训慈捐出了纪录运书之苦的《丁丑日志》手稿及148封各界名东谈主信札。陈玲娟则在灭尽前留住遗愿，捐赠历史相片、大公报史料、《陈训慈传》等史料。

陈训慈及所著《运书日志》书影

数字更生，书阁一体

历经三百多年，“四库七阁”各有其命，书与阁仍在一城的，如今唯独杭州一处。

蒋复璁夙昔恐惧国民党中的浙江势力，湮灭了文澜阁本，但把故宫文渊阁里的《四库全书》运到了南京。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时，文渊阁本被运往台湾，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。本日，文渊阁依旧直立在故宫东华门内，乾隆年间的楠木书架也犹在阁中。

传闻中运到日本的文溯阁本，虽最早落入日本东谈主之手，但并未离开沈阳。抗好意思援朝时代，文溯阁本被运往黑龙江暂存。中苏相关高度弥留时，又转至兰州市左近的榆中县战备书库。2005年7月，兰州市仿照沈阳文溯阁所建的藏书楼落成，文溯阁本才算稳定下来。

最行运的是文津阁本。1909年，清政府调承德的文津阁本进京，筹建京师藏书楼。自1931年起，北平藏书楼新馆落成，它们便被专室珍摄。是唯一完整领有原架、原函、原书一体存放的《四库全书》，国度藏书楼的镇馆之宝。

文澜阁本历尽劫波，但在浙江文东谈主志士的守护下，书、阁都得以无缺保存。原装的书匣、书架虽毁于太平天堂兵祸，但经三次整理补抄后，书基本保持原样，仅仅封面由绢面改为纸面，合集之间改用银杏夹板，易书架为书厨。

在恒温恒湿的浙图地下善本库，陈训慈夙昔打造的那228只箱子已很难找到，拔旗易帜的，是一滑排樟木箱，共360个，澄莹刻着“文澜阁四库全书”的字样。

常有东谈主参不雅文澜阁后嗟叹：若是《四库全书》能放回环澜阁就好了。诚然，书阁一体是东谈主们对文脉传承的完好意思期待，但光绪年间建成的藏书楼，在民国时就因潮生了白蚁，早已不得当藏书了。

从1912年夏，把书从木质建筑文澜阁移至浙图孤山馆舍，书与阁便别离了，但算作江南终末一座皇家藏书楼，文澜阁仍获得充分保护和运用。

1929年，西湖展览会在杭州开幕，文澜阁算作农业馆使用，而后一直属于博物馆。2006年起，浙江省博物馆负责对文澜阁进行大修，历时五年，直至2010年才齐备。

旧年3月，浙江省藏书楼抛出了“文澜重光”的思法，但愿运用数字工夫，重新末端“书阁一体”。蚂汇注团的职工自告骁勇，志愿提供工夫扶直。

年底，“文澜重光”小要领上线，点击文澜阁的飞檐翘角，即可与数字东谈主一起游阁。若是有闲，还不错千里下心来，翻阅还是上线的一千多册古籍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线上的《四库全书》是专为“文澜重光”方式拍摄的高清影印版，保存了书页上的水渍、虫蛀、火蚀脚迹。在山河峡口落水的水渍已成褐色印章，恰似战士的伤痕；在贵阳被小虫爬过的地方，留住幽微细孔；那些被火掠过的脚迹，也许是太平军生火时，溅落的火星。翻开数字书，这些故事都还在。

感谢浙江省藏书楼张群筹商员、浙江省博物馆梅丛笑筹商员对本文的扶直，本文参考《运书日志》陈训慈著；文澜阁《四库全书》顾志兴著

记者：孙文晔